“文革”前爸爸忙得很，从来不跟我们谈天，实在没有时间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与世隔绝，尤其妈妈去世后，他太空闲太寂莫了，和我们闲谈才多起来。不过“九·一三”事件以前，他主要还是以读书——包括读许多笔记小说——来消除寂寞。一九七三年下半年，他的所谓“叛徒”问题排除之后，他心情开朗了，与我们闲谈的时间就明显多起来，遇上他感兴趣的话题，更是侃侃而谈。
看到爸爸谈论文学创作时那种眉飞色舞的样子，我们萌发了一个念头：何不动员爸爸在家中悄悄地“重操旧业”？也许这是一帖对爸爸最有效的祛病健身良药。于是韦韬试探着建议：“爸爸，文化大革命还不知要搞到何年何月，与其这样整天闲着，何不利用这空闲时间写点东西，先保存起来，等将来有机会再发表？”爸爸居然没有反对。韦韬又说：“不能写现实题材，万一泄露出去，有人就会借此做文章。”爸爸说：“是呀，听说艾芜响应‘作家要立新功’的号召，写了一篇东西，结果又挨了批判。”韦韬说：“你有好几部长篇没有写完，何不挑一部把它续完，这样意义很大，风险又小，将来读者也肯定欢迎。”爸爸想了一想，打开了话匣子：“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不值得续写了，它原来就写得不成功。《虹》虽说还有下篇，但不续下篇也能独立成书。只有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故事只展开了前一半，主要人物的命运也还没有交代。还有一部《锻炼》，是四八年在香港写的，只在报上连载过，还没有出过单行本，你们恐怕都不知道还有这部小说。这也是只写了个头的长篇，原计划要写五部，才写完第一部全国就解放了，便再也没有时间续写，现在要续写恐怕工程太大了。那是一部试图反映抗战全过程的长篇。”爸爸沉湎在回忆中。韦韬连忙说：“那就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吧，这部书许多人都喜欢，认为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，而且从题材讲，离当前的现实最远，风险也最小。”爸爸同意了，他也比较满意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。我们要帮他找资料，他说不必，只需要一本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的单行本，他要仔细读一读，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了，一些细节都模糊了，书的风格也需要回顾和重新把握，以便续写时能够衔接。
就在这时候，爸爸收到了胡锡培的一封信，信中说：在成都流传着关于爸爸的谣言，说爸爸装病，闭门不出，却偷偷地在写一部“反党小说”，要待身后，方肯问世。爸爸把信念给我们听，纵声笑道：“我还没有动笔，谣言就先造出来了！这样一来，我倒要认真对待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的事了，一定要把它写好！”
从此以后，爸爸一有空就坐到原来妈妈卧室中靠窗的那张二屉桌前，这里成了他的工作台。爸爸先画出一张地图给我们看。这是一幅县城的平面图，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那里，图上画出了书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宅第，以及县署、警察局、善堂、轮船公司、城隍庙等等，还有街道、城墙，通往钱家庄的河道和城外的桑林、稻田等。爸爸说：“有了这张图，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就有了依据，不至于产生矛盾。”这张图很快被孩子们看到了。已经是高中生的小宁听说爷爷要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就抢着把小说饶有兴味地读了一遍，读完，一本正经地发表意见说：“爷爷续写这本书，现在不能发表，一定要保密，否则被人知道了，准会扣上美化地主的帽子。”
爸爸创作长篇小说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先写出详细大纲，然后依据大纲，一气呵成。由于许多重要的情节乃至一些细节的描写，在写大纲时已经反复推敲过，胸有成竹，所以一口气写下来的原稿很少涂改，十分整洁。现在保存下来的几百页的《子夜》原稿，字迹工整娟秀，往往连续十多页没有一处涂改，这样干净整洁的名著原稿，实在弥足珍贵。
如今爸爸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仍旧采取先写大纲的方式：先写出提要，把续篇的故事大致理出个脉络，再列出人物表，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矛盾，然后再回过头来写大纲。也许是搁笔多年未写长篇小说的缘故，这次爸爸写大纲，有时好像掌握不住节奏，遇到文思汹涌时，某些段落越写越细，精致入微，简直与初稿差不多；而另一些也很重要的情节，却只是简短地交代个过程，几笔略过。统观全部续篇的大纲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前的章节，描写得相当周密完整，有的段落十分细腻；但是大革命失败后故事的发展，却尚未写出大纲，只有部分提要。因为爸爸以后又忙别的事了，而这一耽搁就再也没能续写下去。
爸爸这次续写，约占了一九七四年半年的时间。在续篇大纲中，爸爸着重刻画了正面人物，如张婉卿、钱良材等，以及一位新出场的女主角张今觉。这位张女士最终成为钱良材的终身伴侣，在续篇中大展风采。对于反面人物，大纲中着墨较少，显然爸爸尚未顾及对他们细加推敲，仅仅留下了不少可以展开这些反面人物活动的线索，如北伐军入城前后的活动，以及“四·一二”事变后他们对革命力量的反扑等等。
爸爸对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这个书名的含义曾作过如下解释：这部书是写一群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，他们有反封建的斗争性和坚决性，但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，他们只是霜叶而不是红花。续篇大纲中钱良材、张婉卿、张今觉等人物的结局，也证明了这一点；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早期的佼佼者，是一群可敬可爱的人，但当革命继续向前时，他们悄悄地退出了。不过，我们可以相信，十年之后，他们一定会重新站到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行列中来。
遗憾的是，爸爸没有把续篇完成，续篇的后半部只留下了提要。那时爸爸身体虚弱，常常头晕腿软，爬楼困难，急于搬往平房；从看房、修房、准备搬迁到迁入新居，前后忙乱了好几个月。搬家后先忙于别事，后又从上海来了亲戚长住，就把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的事耽搁下来。从主观上说，上篇和续篇写作时间相隔太久——三十多年，要找回当年创作上篇时的激情相当困难，特别是在“文革”这样的环境中。爸爸的写作态度一向严肃认真，他认为续篇必须保持上篇的风格，前后必须浑然一体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和慢慢地“磨合”，不能草率从事。所以爸爸不想急于求成，凡有其他事要办，总是把续写的事搁下，为别的事让路。不过爸爸心中一直惦记着这件事。“文革”后，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时，爸爸特地把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，便是为了能与尚未完成的续篇的内容相衔接。这说明，“文革”以后爸爸仍坚信总有一天能重新把续篇完成。
《父亲茅盾的晚年》韦韬 陈小曼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
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，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《我走过的道路》，把结尾的时间定在1949年。为弥补这一遗憾，他的后代韦韬和陈小曼撰写了本书，对茅盾在“文革”前17年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了概略的叙述，而重点是在茅盾最后15年与他们始终生活在一起时的情况。通过他们的笔触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真实、高尚的茅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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